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文革游行，又称“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文化浩劫”或“文化灭绝”）。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毛泽东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这场重大政治运动被广泛认为是自1949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文化大革命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革自1966年5月16日以后开始结束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和10月怀仁堂事变四人帮被捕后。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活动性质均在由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应负上主要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52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从理论上全面阐述和规划了计划经济模式。

1953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指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 这个五年计划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即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

为了完成这种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斯大林同志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学习苏联建设的宝贵经验。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都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

1954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习苏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指出：“为编制和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应当学习苏联编制各个五年计划的经验特别是学习苏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盘采用了斯大林主义的方式、措施和理论框架。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国际共运严重的思想混乱。毛泽东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

1957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很尖锐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10月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开展反右运动。12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宣布仿照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

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

1958年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两年把粮食亩产提高到1000斤到1500斤。同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今年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要求1958年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6月21日毛泽东批发了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报告》。《报告》认为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将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会后为了追求钢的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土法洋法同时上马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

从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000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960年3月6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稿。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对城市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二是城市人民公社的性质；三是对不愿参加公社的人不要动员要继续等待；四是关于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活动不要宣传。3月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指示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批示希望“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批示城市人民公社化。

大跃进口号提出后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但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而且炼出的多半是废铁，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各地争相虚报粮食产量导致农民的口粮都被作为增产上缴最终导致全国大饥荒。1959年11月中共中央指出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不客气的赫鲁晓夫

19赫鲁晓夫60年6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讲了一大堆十分难听的话说搞你们大跃进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赫鲁晓夫批评毛泽东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他还指责毛泽东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你们紧紧踩着我们的脚跟，我们也将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如果你们认为我们脱离了马列主义那就各走各的路吧。”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去他们的祖国。”此后随着苏联撤回援华专家、撕毁援建合同，中苏两党走向了公开的大论战。1963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以及《关于斯大林问题》“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引用斯大林文集的教条指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49年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中华民国的公民课和军事训练根据老解放区农民教育的经验仿造苏联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制度设置了政治理论课和时事政治课改班导师制为苏联的班主任制（Классныйруководитель）建立了班主任、辅导员和共青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教导处设主任1名。从接收旧学校之日起上级党委和政府就十分重视给学校派遣和发展中共党员以逐步确立党对学校的领导。这正规化、制度化的政治思想教育在中小学生中进行阶级仇恨、政治斗争、敌我界限、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为中小学生和教师参与文革埋下了伏笔。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中规定： “每班设主任教员一人一班学生在四十名以上者得增设助教员一人”。班主任制正式确立于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小学各班采取教师责任制各设班主任一人”；“中学采取校长责任制”、中学毎班设班主任一人由校长就各班教员中选聘在教导主任(政教主任)领导下开展工作。

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在高等学校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加强了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培养在学校中“建立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在各高等学校内部则形成了党委领导、宣传部、系总支、团委、工会、学生会以及政治辅导员、班主任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系统负责全面管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辅导员、班主任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线按照党委的部署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指示：“政治辅导员或班主任从专职的党政干部、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其他青年教师中挑选有一定政治工作经验的人担任。”1966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突出政治做好班主任的工作》指出：“班主任的工作是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去教育新一代的工作。好的班主任能起革命带路人的作用同时也是带动其他教师实现革命化的骨干力量。”“要做一个好的班主任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既能教书又能教人既能言教又能身教自己革命化并且引导学生走革命化的道路。”

1960年2月5日全国学联委员会向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我们同学应当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重大的政治任务下决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掀起一个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青年学生的光荣任务》指出：“我国青年学生的光荣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积极响应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作一个共产主义的好学生。”“每个青年学生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1964年中宣部、教育部颁布《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政治理论课必须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积极参加这一场阶级斗争……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根本的任务把毛主席著作作为最基本的教材。”强调“教师队伍必须革命化”“各地党委宣传部和高等学校、中文化大革命 林彪进行的“破四旧”等学校的党组织加强对政治理论课的领导”。1964年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作为高中政治课代用教材。共青团批示必须把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团的全部工作中的第一位。1960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识界中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

中共1962年召开的夏季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并立即被第十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接受发起了针对农村干部和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林彪开始了一场把人民解放军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运动。总政治部在1964年5月出版了第一版《毛主席语录》。林彪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天才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指示中还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后班主任制度被取消采取排、连、营的建制实行军事化组建民兵营。196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196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全国广大革命师生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立即复课闹革命》宣扬：

一定更加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狠地斗私批修集中力量搞好本学校的斗批改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全国各地许多大中小学的红卫兵小将、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时候认为复课闹革命和搞好学校的斗批改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每个革命师生都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对彭德怀等人的决议。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彭德怀

7月1文化大革命 批斗运动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肯定彭德怀的意见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8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明确宣布现在已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从次日开始各组分别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和周小舟开始批判。

8月10日下午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是批判所谓“斯大林晚年”这是彭、张谈话一个重要把柄。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

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罢官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五省干部开始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三年自然灾害

195自然灾害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在1960年全国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伟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

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

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文化大革命 导火索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授意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1]。《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 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学校教材

5月18毛泽东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及倡导个人崇拜。1966年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党的喉舌

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文化大革命宣传画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

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蒙冤刘少奇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2]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党的林彪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

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3]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

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197文化大革命 画报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批林批孔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

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

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4]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

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

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5]

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

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文华国锋革的正式结束则是在197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华国锋当权后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毛泽东晚年的卫士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还有传闻说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委之一（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华叶二人）的国防部长叶剑英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否则他也辞职。叶是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时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的权威令华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宣布文革结束

中共十一大 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 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为纲。　　

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开展了对文革的清理运动对文革中积极参与的人进行了抓捕审判。但是期间亦有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及选择性办案的情况。

197邓小平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1980年11月由江华担任庭长的特别法庭开始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人们反对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

影响巨大。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遗产，大部分毁于一旦，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文化，经济损失。也使国家政权遭到削弱，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严重摧残了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拉大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文化大革命游行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3000万至8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而“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红卫兵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对于中国历史文物及伦理道德的摧残他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及社会秩序交通、生产为之大乱。他们在各地互相串连彼此交换经验并免费供应食宿分别建立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组织”。为了“破四旧”他们闯入了知识份子、富人及官员们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死屋主；学校也为他们所占据教师成为他们批斗的对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宫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等也成为红卫兵的破坏对象。红卫兵在文革期间所造成的破坏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恐怖灾难。

文革中非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大陆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国外科学家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1966年清华大学校门被拉倒

十清华大学校门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

但是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受的教育不多。对农村的建设作用也不大，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其农村建设也不如邻近的日韩和台湾。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

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

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批孔扬秦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缅甸 文化大革命

沙甸事件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丧失回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受到迫害。1975年发生的沙甸事件中发生了整村武装反抗事件后遭到镇压。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后被藏人找回。

文革期间中国亦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红旗”高级轿车、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高仪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的建成、杂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不过对于此成就大部分学者及人民抱持反对态度。例如：有参与核武器研发的科研人员就透露核武器的科研工作绝大部分事实上在文革发生前就已经完成并非是文革期间的成就。除此在经济成长方面除了文革表面经济数据远远低于全世界之外文革后高度经济成长也相对显示文革期间的衰败。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毁古迹等也遭到摧毁破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文革中的“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就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

日本文化界发表“反对文化大革命”宣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数百位作家、艺术家联名发动抗议盼望中国当局能保护中国历代文物免遭破坏；受鼓动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

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左派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装暴动；

法国在1968年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

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

澳大利亚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中华民国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说话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连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台湾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在当年红卫兵“打倒一切！”、“砸烂旧世界”的喊叫声中，中国佛教继三武一宗灭佛后，又一次遭到了无比惨痛的打击。文革时期的事情至今可以说仍然是人们最谨慎对待的事情之一，之所以谨慎，文革时期佛教的状况也一直无人问津或者很少有人提及和关注。整整十年，佛教遭受了什么？佛被怎么定义？佛法怎样存世？僧人如何度过？这些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文革法难持续时间最长

1966年5月16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8月19日这天，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佛教在他们看来是从里到外旧透了，自然要破。从此，佛教十年的浩劫开始了。这十年里对佛教的破坏是全面的、持久的。我们和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禁佛做个对比。历史上第一次法难，北魏太武帝公元444年诛杀佛教高僧释玄高和慧崇开始到文成帝即位佛教恢复，前后达7年之久。公元574年，从北周武帝禁佛，公元578年宣、静二帝即位，佛教恢复，历时4年。会昌三年(公元843)四月，命杀天下摩尼师，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会昌六年武帝死宣宗即位恢复佛教，假如从会昌元年算，会昌法难历时6年。后周世宗禁佛，从公元955年开始，对全国的佛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史称"世宗毁佛"，至959年世宗崩，此次法难历时4年。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文革法难持续时间之久是前所未有的。

文革期间对佛教寺庙、经典、文物的破坏最严重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历经了三武一宗法难，可能不及文革时期对佛教的破坏，全国各地大寺，百年古刹丛林，乃至乡间淳朴寺院，或拆或焚，被破坏者，不知凡几。唐宋写经、木刻经卷、唐彩佛像，无一逃过劫难。

据不完全统计，只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佛教的古迹文物自然也是沦落如此。 “破四旧”时，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8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45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68万部（件）。大昭寺前院，遍地堆积着被砸烂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的佛教象征物。

中国内地寺院都不同程度的被红卫兵进行了洗劫。比如“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破四旧”时它自然也是洗劫对象。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

文革期间对佛教圣物的亵渎最惨痛

佛教有很多被视为圣物的的东西，在佛教徒心目中，它们件件皆是无上的至宝，即使没有宗教信仰的一般民众也有一定的崇敬之心。哪怕是被冠以“强盗”的部分探险家、侵略者对此类生物也会敬畏三分。在文革期间，在红卫兵那里，这些全是牛鬼蛇神，是蛊惑、诱骗人心的封建产物。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据说释迦牟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六祖真身舍利，历史上共遭受过三次大的人为破坏，新罗人的传说和日本人的损害，但他只是被动了一下和用手术刀剖开胸腔。《佛源老和尚法彙》中老和尚写道：“一天，六祖真身被红卫兵用手推车推到韶关游行，说是坏蛋、是假的、骗人的，要烧掉。结果被人用铁棒在背胸上打了碗口大的一个洞，将五脏六腹抓出来，丢在大佛殿。肋骨、脊梁骨丢满一地，说是猪骨头、狗骨头，是假的。并在六祖头上盖个铁钵，面上写：‘坏蛋’二字，放在大佛殿。原不准我们看，但我们仍偷偷跑去看了，心里难过得流泪，偷偷把六祖灵骨收拾起来，但没有地方可藏。一者怕人知道；二者怕自己不知道哪天被打死。”这段历史可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回顾和研究的，但我们可以从这段史实中反思一些东西也是好的。

文革期间对僧人的迫害最严重

红卫兵对佛教僧侣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无疑是牛鬼蛇神的走狗。十年间僧侣或被迫还俗、劳改、斗争，乃至枪杀。从东北各省到西藏，草木皆兵，风云变色。

据有关资料记载，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下令，将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班玛才旺活佛和第四世多智钦日洛仁波切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法门寺住持良卿法师以自焚保护佛祖的灵骨，吓退年轻的红卫兵的故事更是惊心动魄。

文革时期对僧人的迫害不只是身体的摧残，还有对其宗教感情的辱蔑。位于我国最北端城市哈尔滨市的名寺——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红卫兵勒令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然后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但是极乐寺的遭遇，仅仅是中国佛教在文革中遭遇空前浩劫的冰山一角。

五次法难，是中国佛教遭遇的历史劫难，尤其是第五次，更是中国佛教的空前浩劫，也是中华文明的深重灾难，已然成为我们民族锥心泣血无比惨痛的集体记忆，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原本应该更加珍惜佛教今日的发展，更应该保护佛教，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努力发展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但是我们痛心的看到，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人不顾历史的教训，不顾因果报应的铁律，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违背天理良心，违反党纪国法，以一己私利，悍然将罪恶的黑手再次伸向佛教，兴教寺事件，瑞云寺事件，驱僧夺寺、毁佛拆庙此起彼伏，令人愤懑痛心，唯有呼吁要牢记历史的教训，为了历史不再重演。重申因果报应的法则，为了警醒无知无畏的人不要重蹈覆辙。[7]

当前主流媒体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学者对于文革主要持负面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文化的倒退

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停滞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这场不幸。由于文革是由毛泽东策划、发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泽东应为这场灾难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依靠支持群众夺回丧失的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正是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中坚的后台人物，他在文革爆发初期不断对当时的党中央施加压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发不可收拾。

经济

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破坏是灾难性的。毛泽东曾经的战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经私下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外交

在外交方面中国政府因文革的进行与外国关系陷于紧张（如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国驻外人员在外国宣扬文革并输出革命还有与苏联的诸多紧张冲突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问题最多和最不受欢迎的国家与很多国家的外交关系更降到冰点。

教育

在文革时期文化教育被轻视、不用考试是当时教育的特点。学生生活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学习对象有《毛泽东语录》、最新指示、《毛选》）和停课闹革命、街头运动（这种运动很适合精力过剩的年轻人）等内容教育质量极低。高校招生人数减少10万人。

传统文化

在文革大量文物遭到破坏。中华文化很多传统的仪式和习俗信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彻底在中国大陆消失。有些中华文化的传统习俗甚至只在同受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台湾、港澳、日本和韩国有所完整的保留下来

此外文化大革命后军队长期战力受到严重损毁造成军队“红而不专”（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欠缺军事知识技能）和训练不足与沟通不良的结果使后期的中越战争所造成严重的死伤就是一例。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节广东省澄海市塔山风景区上、民间组织的文革纪念馆  正式开放但直至4月17日经《汕头都市报》报导后才引起注意。

蒋介石：“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在日记中还写道：“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寒光在以后多次引证了这个论据。

在台湾不论蓝绿统独均对文化大革命抱持负面的观感，成为发展两岸关系的阻碍之一。文化大革命甚至消减台湾人的反日情绪。而红卫兵一词在台湾也属于极为负面的名词之一，在台湾曾有人发生争执而骂对方是红卫兵，被告上法院而遭到检察官以公然侮辱罪起诉。

近来有少数极左派人士尤其毛派为文革翻案认为“文革”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普遍解放的时刻”是“反官僚化”和“反等级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的“黄金十年”。

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大运动暴露出了许多重要问题有些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1领导人如何退出如何交接班。2领导人要联系群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反对干部脱离群众毛泽东最后的失误就在脱离了群众。3群众如何发出声音如何监督。人大的作用有限。 

毛主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圣火。他首先粉碎了对神仙皇帝的迷信再后来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了当权的官僚主义最后亲手捣破了对林彪的迷信甚至对自己的迷信。他用自身的实践教育了无产阶级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正如国际歌中所唱无产阶级只能靠自己的双手砸碎任何反动的压迫的阻力解放自己。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文化大革命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ISBN 978-988-17274-6-6。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an Che Po. 1991. From Idealism to Pragmatism：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Thinking amo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in China .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雷运河《告诉你真实的文革——济宁地区文革传记》

Liu Guokai. 1987.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Anita Chan. Armonk N.Y.： M. E. Sharpe.

《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 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

Yang Guobin. 2000. China's Red Guard Generation： The Ritual Process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1966-1999.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形形色色的造反：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徐友渔 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杀劫》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唯色 着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1月21日初版ISBN 986-7291-84-0

《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杨克林 编香港东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ISBN 962-8102-02-8（上册）、ISBN 962-8102-03-6（下册）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 着开放杂志出版社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王友琴 着开放杂志出版社

MacFarquhar R and Schoenhals M Mao's Last Revolution 2006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ISBN 978-0-674-02748-0. 该书作者分别是哈佛大学教授和隆德大学教授。中文译本《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

《血火往事并不如烟痴情——被尘封的另类文革故事》加拿大诺曼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李宪源为著名“新毛派”人士。

《天雠》厦门第八中学红卫兵凌耿着作 描述文革时福建实况及全中国年轻红卫兵串联至北京动人描述之纪实长篇小说 197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印制出版。

《反修楼》冬冬等十数篇文革中短篇小说着作集 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

《牛棚杂忆》季羡林著。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着 写反右派、学者在文革时的种种

《白色的路》刘青 着 内容概述：青年将自己的粮票和工资送给在学校认识的女同学而使得自己顿失生活依靠由于太过饥饿他在无意间犯了抢夺罪而被送到农场劳改。之后他的人生完全被排拒在正常生活之外他曾经尝试回到正轨却一次次地失败最后他选择用偷窃等不正当的方式生存在被捕后他以一种嘲弄却无奈的情绪回想自己过去的经历。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着记录了遍及全国的数十位平民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武训传》（1950年孙瑜导演孙瑜编剧赵丹、黄宗英主演早春二月）

《早春二月》（1963年谢铁骊导演柔石原著谢铁骊编剧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

《再见中国》1974年：唐书璇导演及编剧，描述文革时中国大陆知青因不同理想而逃亡到香港，影片曾被香港政府以“影响与邻近地区关系”禁映

《枫》1980年 峨嵋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郑义、导演：张一、演员：徐枫（饰卢丹枫）、王尔利（饰李红钢）。

《戴手铐的旅客》1980年 导演：于洋 编剧：纪明 马林 演员：于洋、邵万林赵子岳马树超葛存壮

《苦恋》（1980年彭宁导演白桦、彭宁编剧刘文治、黄梅莹主演）

《天云山传奇》（1980年谢晋导演石维坚主演）

《皇天后土》（1980年）：中央电影公司（台湾）出品描述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种种荒谬情况主要演员有秦祥林、刘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归亚蕾

《小街》1981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徐银华 导演：杨延晋 摄影：应福康、郑宏 美术：刘藩 作曲：徐景新 演员：郭凯敏（饰夏）、张瑜（饰俞）

《牧马人》（1982年谢晋导演朱时茂主演）

《芙蓉镇》（1986年谢晋导演阿城、谢晋编剧刘晓庆、姜文主演）

《霸王别姬》（199霸王别姬3年陈凯歌导演李碧华、芦苇编剧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

《蓝风筝》（1993年田壮壮导演萧矛编剧吕丽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临、郭宝昌、张丰毅主演）

《活着》（1994年张艺谋导演余华原著芦苇编剧葛优、巩俐主演）

《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姜文导演王朔原著（《动物凶猛》）夏雨、宁静主演）

《天浴》（1霸王别姬998年陈冲导演陈冲、严歌苓编剧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2年法国籍的华人戴思杰执导之电影由周迅、刘烨和陈坤主演)

《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卡玛、白杰明、高富贵导演）

《山楂树之恋》（2010年张艺谋导演艾米原著《山楂树之恋》尹丽川、顾小白、阿美编剧周冬雨、窦骁主演）

（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还看今朝》（1990年韦家辉监制黄日华、任达华主演）

《暴雨燃烧》（1991年韦家辉监制任达华、关咏荷主演）

《大地之子》（1995年上川隆也主演）